啟程:傳統音樂與我
在台灣提到「音樂演奏」時,最快浮現人們腦海的樂器形象是甚麼?鋼琴?小提琴?還是…客家八音,或印度手鼓?
2001年,從小學習西洋古典音樂的我,在一場交工樂隊於成大舉行的「菊花夜行軍」專輯發表會中,第一次為現場的音樂震撼與情感渲染落下眼淚。那晚,由生祥的吶喊與郭進財嗩吶的蒼勁力道交織而成的「縣道184」與「風神125」,不僅勾喚起我兒時與阿婆相處的點滴情景 ,更開啟了我對此「傳統樂器」的全新認識。那晚的嗩吶,不論是音色或演奏的韻味,都與我過去彈奏鋼琴、或合奏弦樂的體驗迥然不同,那股強大的情感衝擊,或許是我日後生涯規劃大轉彎的第一個伏筆。
2004年,即將大學畢業的我在學校修習的最後一門「世界音樂」通識課中,進一步有系統地理解,原來「西洋古典音樂」不過是世界上其中一個特定時空的音樂藝術,由於啟蒙以來西方現代性的強勢權力影響,散佈到各地,也重組了在地原本的音樂文化。這樣的音樂,相對於「西方藝術音樂」,通稱為「傳統音樂」或「民族音樂」。觀察「音樂」這個名詞在一般大眾的認知中所代表的樂器與音樂形式,便可意識到我們是如此習以為常地將「音樂」與西洋的那套傳統與審美價值劃上等號。這次,在新的一波知識衝擊下,我才以更具批判性的耳朵「發現」了自己所處的土地上的音樂傳統、亞洲文化圈的各種音樂文化、和世界的多樣音樂面貌。
2006年,我愈益意識到所處的業界環境與價值觀不符,決定重新審視自己的熱情所在。從小對「音樂」的喜愛以及大四那年對傳統音樂文化的新體悟引導著我,而我確立了新方向後也全力以赴,順利進入音樂學研究所就讀。
這兩年來,除了課程中學術理論的研讀和對台灣傳統音樂如客家八音、歌仔、南北管及原住民音樂的廣泛認識外,我實際投身南管琵琶與唱曲的學習,參與協助南管演奏家王心心老師之樂訪的大小演出,並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赴印度西孟加拉省的印度國際大學「遊學」一個月,學習北印宗的手鼓tabla,回來後也繼續跟隨台灣唯一的日籍tabla老師修習這對迷人但艱難的樂器。進入音研所後,我浸身於傳統音樂的世界,將此作為未來生涯的藍圖。
一場跨越時空文化的研究冒險
極度內斂優美,卻因為緩慢的節奏在現代社會中呈現邊緣角色的南管音樂,以及音樂理論深奧複雜、即興節奏精彩奔放但在台灣媒體中鮮少曝光的印度手鼓,都與我結下不解之緣,然而我該如何取捨,就那個方向探索未來研究的方向?在沈冬老師所開的「中國音樂文獻學」課堂上,讀到《舊唐書‧音樂志》的條目記載:
「天竺樂…樂用銅鼓、羯鼓、毛員鼓、都曇鼓、篳篥、橫笛、鳳首箜篌、琵琶、銅拔、貝。」
並看到敦煌莫高窟唐代的經變圖中,禮佛樂伎們同時演奏著形制與奏法如同南管琵琶的梨形撥弦樂器,以及各式各樣像極現今南印民間的手鼓。這些訊息彷彿提供了一道曙光,將兩個世界的樂器聯繫了起來;雖然這南管與印度的樂種看似毫不相關,但在千年餘前卻以另一種姿態共享過同一個舞台。
以大唐天可汗為高峰的時代,一直被認為是中國音樂史上的盛世,主要原因便是敦煌以西的絲路交流,帶入了許多「西域胡人」的音樂文化,與秦漢所發展的雅樂基礎產生衝擊和融合。這些廣義的「胡樂」,有些為新疆綠洲民族的音樂文化,如高昌、龜茲、于闐、疏勒樂等,有些則來自更遙遠的中亞草原(如康國,即今Samarkand)、波斯(安國)、與印度(天竺)。現在的我們,總是對過去那個時代擁有無限美好的想像,並將絲綢之路上流傳的音樂覆上神秘的面紗,主要原因其實在於現存的文字資料實在太少,以致於必須以多數的想像來填補少數文獻的空白。
目前關於「絲路」或「胡漢音樂」交流的音樂歷史,由於文獻的限制,多集中於隋唐時期長安、洛陽等京城地區的研究,較少能夠觸及隋唐之前數百年間民族遷徙頻繁的北朝十六國,及其所處的西北地域,更不用提西域的各個綠洲城邦。現今的甘肅與新疆,因其特殊的地理形勢使然,以綠洲為節點,透過商業往來成為古代中西文化的交流集散之地,已是眾所皆知。然而當時講著各異語言的吐火羅人、塞人、月支人、羌藏、鮮卑民族,其音樂文化為何,是如何交流改變並影響中原的音樂?
而喜馬拉雅山另一側的古印度文明,自古以來也澱積了高度成熟的音樂思想與實踐理論,除了音律的旋律規則以外,更發展出與之對應的繁複節拍系統,演奏時必以旋律與鼓的數種音色進行對位式的演奏,其民間的手鼓種類繁多,素有鼓的國度之稱。新疆各地居住的民族在西元6-7世紀前主要為印歐人種,與古印度有著語言上的關聯 ,而自從西元前3世紀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力推展佛教,新疆便逐漸與古印度產生了更深厚的、宗教文化上的連結,成為佛教北傳路線上重要的轉換據點。從西元前1世紀的貴霜王朝,到約10世紀伊斯蘭世界的崛起之間,從印度到新疆都是佛教文化的範疇,擁有可交流的文字平台,和各國之間頻繁的的人群流動。基於此,我認為古印度的音樂與隋唐以前新疆與甘肅音樂文化的關聯尚有未被討論的空間,值得進一步探索。
這個缺乏文字記載的歷史時空,所幸在佛教藝術所留存下來的雕塑和石窟壁畫中,找得到不少音樂場景的描繪,提供另一種觀看歷史的角度。而事實上,藝術史研究早已注意到北傳佛教藝術從印度到新疆的種種風格與圖像關聯,只是未曾特別重視樂舞的圖像源流,過去對這些樂舞圖像的研究也都是以單一地域的範圍(如敦煌、龜茲、印度)進行探討。因此,我便決定以跨越印度、新疆與敦煌這三大地域區隔的樂舞圖像出發,透過音樂圖像學的研究方法來發展論文研究的方向,希望能討論這些樂舞圖像的背後意涵,並以更宏觀的角度觀察中、南亞的音樂文化史,以及其與中原音樂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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